这副作品出自《十竹斋笺谱》民国二十三年荣宝斋刊本清供八幅。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胡正言在南京十竹斋中完成了这部中国版画史上最富文人气息的笺纸图谱。全书四卷，收图二百八十余幅，分作“清代供花”“博古”“雅玩”“胜览”“隐逸”等三十三类。它不再是画作的复制，而是专为信笺设计的原创图谱——每一叶皆是可供裁用的笺纸底样，尺幅玲珑间，尽是晚明文人案头清供的雅趣。
©荣宝斋
笺谱之妙，不在鸿篇巨制，而在方寸生韵：清供图中的青铜彝鼎，以拱花凸起，抚之有鼎彝铭文的触感；隐逸类的山石流云，墨版仅印轮廓，云气全凭拱花压印出立体纹路；甚至一片梧桐落叶，也要分刻三版，印出叶脉、叶面与虫蚀的枯洞。这套完成于明清鼎革之际的图谱，无意中成为中国古代彩色套印技术的绝响——此后三百年间，再无一部笺谱能出其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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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印豆版：寸木乾坤与名物之趣
《十竹斋笺谱》所使用的饾版技艺，正是“水印豆版”之名的真正源头。所谓“豆版”，非指其小如豆，而是取“饾饤”拼凑之意。宋代笔记中载，宫廷宴会将蜜饯果品细切成丁，拼成花鸟图案，名曰“饾饤”。胡正言将数十乃至上百块零碎小版拼于案上，每版只供一色、只印一隅，恰如以蜜饯拼花，时人遂称其版为“饾版”。又因版块细碎如豆，民间渐以“豆版”呼之。
拍摄于朵云轩工作室
笺谱的印制较画谱更为精微。画谱尚有画意可循，笺谱则是完全独立的创作。刻工需将书画家的稿本反向摹于梨版，每色一版，每版又需按浓淡分成数版。印一枚巴掌大的笺纸，往往需套印三十余次。胡正言与徽州著名刻工汪楷等人密切合作，亲自参与刻版与印制的全过程，对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力求完美，“十竹斋常以十指沾彩，三十载未尝一日废镌”。
明刊原版《十竹斋笺谱》传世极稀，至清末已成书林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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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翻印：抢救文明接力
1931年冬，郑振铎在北平厂甸书肆偶得《十竹斋笺谱》残册一函。他后来在《劫中得书记》中写道：“持归展读，如见故人，然缺佚过半，痛惜无已。”此时距明版初刊已近三百年，饾版技艺几乎失传，通晓拱花的匠人早已改业。郑振铎立下重印之愿，然此事非一人能为。翌年春，他赴上海拜访鲁迅，两位相知多年的书友于席间定议：合组重印，各任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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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此事的热忱远超郑振铎预期。彼时鲁迅已至暮年，体弱多病，却在往返信函中事无巨细：托友人从日本寄来拱花样本，对比明代原谱的压印深度；自费定制上等宣纸，专供试印；甚至亲自设计版权页版式。1934年2月，他在致郑振铎信中说：“《笺谱》已刻成，今日从荣宝斋取得四页，极佳。此等工作，非独为古人延命，亦为今人开眼也。”
所谓“为古人延命”，需越过三重难关。第一重是底本。郑振铎先后借得通县王孝慈藏本、北平图书馆残卷、日本内阁文库写真，三本互校，缺页补全，甚至有半页仅存一花一叶者，亦据风格补刻。第二重是匠人。荣宝斋虽有刻版传承，但拱花技法已断三代。老匠人凭家传残谱中隐约的凸痕反推刀法，历时一年，方使流云、水纹复现纸上。第三重是物力。时局动荡，北平至上海邮路时断，印好的版片寄送途中数次险遭损毁。鲁迅病中仍频催问进度：“无论如何，必须于年内印成……恐明年此时，此事无人问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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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溘然长逝。案头犹摆着荣宝斋新印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卷。鲁迅对此事倾注心血，即便在病中亦屡屡致信郑振铎详议细节。
郑振铎忍痛续其遗志，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四卷全帙终在沦陷的上海秘密印成。这一版虽非明刻原貌，却以重拾失传技艺、汇校海内外藏本的方式，让三百年前的豆版文心重返人间。
1952年，荣宝斋据郑振铎藏本再次精印《十竹斋笺谱》。郑振铎在重印序言中写道：“鲁迅先生导其先路，余踵其后。今当再版，先生墓木已拱，而笺谱之艺不坠，亦可告慰于九原矣。”
从晚明文人的案头清玩，到民国学人的文化守护，这部寸许笺纸跨越三个世纪，刀锋之下，印痕之中，始终未断的是中国文脉那一缕不绝如缕的馨香。
